朱洪斌: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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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内容提要:清华国学研究院(1925-1929),是在“整理国故”运动中涌现的一另另一一三个小 著名学术机构。与一齐期其他国学机构相比,清华国学研究院既有援引西学,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;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,结合西方知识工具,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。要我,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,学术社群的治学精神,皆有其鲜明的形态学 。

  关 键 词:清华国学研究院 整理国故 学术建制 学术社群 治学精神

  作者简介:朱洪斌,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学术史、史学史。

  学术的独立化、专业化和体制化,是近代学术有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标志。学术建制对于史学近代转型的深远影响,近年来日益被学界所重视,并成为学术史研究领域中颇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。①研究三种课题,明显地得益于科学社会学研究策略的启示。科学社会学把科学看成三种社会建制,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步体制化的过程。所谓的“学术建制”,涉及学术活动的诸多方面,包括学术机构的组织和运转,学科体系的形成和衍化,课程教学的设置,人才培养的任务管理器,学术规范的约定,学术成果的发表及评价机制。土办法现代学科体系,学人以专业为基础,分化为不类似别、不同层次的学术社群。学术社群有的是分散地从事学术活动,一般依托于学术机构。要我,学术机构是学术建制的社会基础。

  清华国学研究院(1925-1929),是在“整理国故”运动中涌现的一另另一一三个小 著名学术机构。在其存续的短暂四年间,集聚了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、吴宓等一批著名学者,培育了一大批专事文史研究的学术后劲,成才之多,影响之远,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、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可能性20年代清华的学术生态和思想氛围颇为独特,民初学界关于国学大现象的思想论争,悄然渗透于国学研究院的创建及其发展任务管理器之中,使得三种学术机构显示一定的二重属性:一方面,具备“整理国故”运动的普遍共性,提倡以科学土办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及文化;另一方面,在其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等方面,无不表露鲜明的形态学 ,而这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真实魅力之所在。②

  一、书院色彩的现代学术机构

  1924年秋,筹划已久的清华改办大学计划正式启动,国学研究院亦在酝酿之中。次年初,因梁启超、赵元任和陈寅恪三位教授均未到校,李济尚未接受聘约,《研究院章程》就由筹备主任吴宓负责起草,并与王国维、梁启超往返商榷,最终定稿。③1925年3月6日,章程提交大学筹备委员会通过。④《研究院章程》(以下简称《章程》)主要参考一另另一一三个小 蓝本:一是北大《研究所组织大纲》和《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》;二是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课程计划组通过的《清华研究院简章》(以下简称《简章》)。

  据北大《研究所组织大纲》的规定,研究所是本校大学毕业生“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”,“但未毕业之学生曾作有点硬研究已有成绩者,经所长及各该学系教授会之特许,亦得入所研究。”研究所拟设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,实际只建成国学一门。《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》规定入所资格不限于本校学生,本校教员亦可自由入所研究。校外学者可随时申请,经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合格后,进所研究。可能性也能 到校,也能通信报名,履行相同审查手续后,在校外从事研究。研究生可要求本学门主任联系本校教员或校外专家,指导另一方研究。本校教员征得本学门委员会同意,可自行召集研究生入所从事某项研究。⑤国学门的制度可谓自由之极,这样入所的资格限制和考试,不规定研究期限,统统我用听课,唯一的要求是有志于从事专门研究,且取得一定的研究成绩。⑥

  蔡元培主持北大校政,有意汲取欧美大学的发展经验,尤其是按德国柏林大学之理念规划北大的学科设置及发展方向。⑦他认为大学为师生“一齐研究学术之机关”,绝不仅是一“职业培训所”,北大研究所是“仿德、法两国大学之Seminar土办法,为专攻三种专门知识之所”。⑧国学门松散自由的管理,除延续京师大学的传统外,转过身更有德国大学的影踪。

  与北大不同,清华濡染美国大学教育风气甚深,筹备大学委员会课程计划组所拟定之《简章》,对研究院的宗旨、科目、教师和学生的资格、入学考试任务管理器、费用、奖学金、课程等内容,皆做细致不漏的规范。⑨《章程》与《简章》相比,内容大体一致,次责规定更为具体。如规定教师包括专任教授、有点硬讲师两类。教授的标准是“宏博精深,学有专长”,要求“常川住院,任教授及指导之事”;有点硬讲师是“对于三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”,由本院随时聘请。学生资格较宽泛,大学毕业生、同等学历和各校教员均可报名,但时需参加入学考试。学员录取后,须入校研究,期限为一年。遇有难度大、范围广的课题,可申请留院继续研究一年或二年。⑩

  显著不同的,主要有两点:其一,《简章》筹设中国历史研究科、中国语言研究科、中国文学研究科、中国哲学研究科等四科,即以西土办法的人文学科为学术建制的原则。《章程》则改以“国学”统摄个人所有独立的文史哲等科,规定“开办之第一年(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)先设国学一科,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、历史、文学、哲学等。”三种变动,明显受“整理国故”运动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影响。

  其二,是制定了周密完善的教育及研究制度。其核心内容是:“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:研究之法,注重另一方自修,教授专任指导,其分组不以学科,而以教授另一方为主,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,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,于国学根柢及治学土办法,均能确有所获。”开学之初,教授公布指导学科范围,学员可自由与各教授谈话,就另一方志趣和学力,选用研究课题及相应的导师。教授指导学科的范围,均系另一方专长,可自由划分。学员自由选定导师,专从受教,因题目性质,亦可一齐请多位教授指导。教授除指导学员从事专题研究外,均须为普通演讲,每星期大概一小时。有点硬讲师专就一定学科范围演讲一次或多次。鼓励教师学员平时保持一另另一一三个小劲的接触,教授应与从学的学员约定时间会谈,了解学生研究进展,指示研究土办法,开列参考著作。

  就提倡高深专门研究而言,北大、清华两大国学机构的旨趣相同,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是一纯粹的研究机构,而清华国学研究院更近于当代附属于大学的研究院,教育与研究并重。(11)融中国传统书院与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制于一炉,则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建制中饶有深意的一抹亮点。(12)

  五四然后,为因应战后世界的新发展,及新文化运动所提出之新的思想文化走向,教育学术界对清季建立的学校制度,教育观念及土办法,皆有痛彻的反思,萌发了强劲的教育改革思潮。自欧美输入的形形色色的教育理念及土办法,在思想教育界激起圈圈涟漪,试验新制的风潮,一时间遍及国内中小学和大学。“道尔顿制”是2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教育模式,它有别于整齐划一的班级授课,其最大特点是给学生以极大的学习自主权,有益于养成独立研究的精神。(13)经历旧式教育的其他学人,发现它与私塾、书院教育不无会通之处。胡适基本接受新式教育,他也虽然“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‘道尔顿制’精神大概相同”。1923年12月,他在东南大学演讲“书院制史略”,认为晚清学制变革中以学堂代替书院,丧失了书院自由研究的精神。(14)倡导道尔顿制或复兴书院,藉以弥补学校制度之缺乏,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极为流行的看法。

  把传统书院与英国大学流行的导师制联系起来,则得益于一次责留学欧美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热情鼓吹。20年代成立的中国教育改进社、新月社、现代评论社等团体,聚拢了为数众多的接受欧美高等教育的留学生,其中不乏专注于大学改革的人文学者。私塾、书院等传统教育土办法,与英国牛津、剑桥大学导师制之间的文化类似性,启发了这批极具人文关怀的学人。

  对大学教育只问分数,不管人的全面发展,林语堂深为不满,他主张理想的学堂“应该灌满三种讲学谈学的风气”,要达此理想,“大伙应该实行导师制(Tutor System),每个学生也能自由请一位教员做他另一方的导师,一切关于学问上进行方针及秩序之指导可专托此一人之手。”(15)传统书院注重师生之间的直接互动,师长以学问、人格的魅力,感染后学;又提供各种设备,供求学者独立自由地探索知识。要我,任鸿隽、陈衡哲认为,牛津、剑桥大学的导师,“以先生而兼大伙”,直接指导学生的求学及生活,是“合学问与做人为一冶”,与传统书院精神异曲同工,大伙呼吁大学教育“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,成三种新的学校组织”。(16)徐志摩更是以诗情荡漾的笔触,绘解决想大学的山水图:“向外望去,现成的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;回头望去,五老峰下飞泉声中自鹿洞一类的书院瞅者你惆怅。这浪漫的相思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。这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够腻烦了,大伙说。大伙也要满沿着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来安息大伙的心灵,大伙说。大伙也要一另另一一三个小 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大伙的心智自由的发展,大伙说。”(17)大伙因中国的人文传统而欣赏英国导师制,又因英国导师制而发现传统书院的价值,试图在现代大学制度中“复活”书院,建立一套中西杂糅、亦中亦西的高等教育制度,书院式的大学正是这批人文知识分子找到的理想天堂。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教育理念及文字呐喊,对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构建其学术制度具有直接的启示。

  当时学界的两大巨擘梁启超、胡适,频繁在清华授课或讲演,对师生们的影响极大,二人均主张复兴书院。(18)主持改办大学工作的清华教务长张彭春,一齐也是中国教育改进社的重要骨干。1923年初,他在和学生座谈时,批评现行教育制度是“机械式课本的教育”,设想筹办大学研究院时采取书院模式,研究院“专聘中外于某门学术有特高造就的名师,来充教授”,“每个名师只限于收纳二十余生徒,日常跟他一齐研究著述。教师要我也能尽量的向上发展他另一方的学问,一齐做学生的榜样,要我指导学生何如协同作学问的工夫,而学生亦可因名师的精神与土办法,自由的努力研究”。(19)五四然后的清华园,弥漫着反省“美国化”的思潮,这被其他学生称之为“清华文化运动”。“由极新走到极旧”,沟通中西文化,培养现代化的领袖人才,被师生们视为清华理应承担的文化使命,要我,教育学术界援引书院人大学的议论,在清华园里赢得了广泛的理解与赞同。校内外的思潮互为激荡,以书院精神改造清华的学术生态,随之成为筹建大学及研究院所致力的目标。

  糅合传统书院和英国导师制而创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,可谓之“书院色彩的现代学术机构”。(20)就其制度的基本框架而言,是一不折不扣的现代学术机构。研究院课程设置、导师指导的研究课题,学生从事的专题研究,均属于现代学术的范畴。所谓的“书院色彩”,最突出的体现有二:一是在教育理念上,寓儒家知行合一的观念于大学教育之中。鼓励师生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,在学问上自由讨论,在德行上相互砥砺,把深沉的文化使命感浸润于学术研究中。二是在教育制度上,取法书院的山长制。蔡元培认为学校不及书院,山长制是一关键。他说:“大伙知道然后书院院长,或擅长文学,从其学者,能文者辈出;或长经学与小学,从其学者,莫不感化。可能性院长以此为毕生事业,院内尚自由研究,故能自由发展。”(21)国学研究院延聘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五位导师,为大伙各设一研究室,配备助教。一切教学及研究活动,皆围绕导师专长展开。导师的地位,酷似旧日书院中的山长。

  二、国学分科与学术社群

  筹建之初,研究院聘请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、李济五位导师。王、梁辞世后,学校又拟聘章太炎、陈垣等为教授,但均未如愿。后期因教师缺乏,陆续聘请梁漱溟、林志钧、马衡为有点硬讲师,朱希祖为兼职讲师,钢和泰(Alexander von Stael-Holstein)为名誉通讯指导员。研究院章程虽以“国学”统摄个人所有独立的人文学科,标榜“其分组不以学科”,但从招生、教学和研究等各环节看,实际执行的是导师指导下的西土办法分科研究体制。

  1925年招收第一届学生时,规定考试包括经史小学、论文和专门科学三次责,其中专门学科分经学、中国史、小学、中国文学、中国哲学、外国语(英文,或德文,或法文)、自然科学(物理学,或化学,或生物学)、普通语音学八门。(22)1926年招收第二届学生,应试内容仍为三次责,专门科学次责扩大为23门学科,即经学、小学、中国史、中国文化史、中国上古史、东西交通史、史学研究法、中国人种考、金石学、中国哲学史、儒家哲学、诸子、宋元明学术史、清代学术史、中国佛教史、佛经译本比较研究、中国文学史、中国音韵学、中国方言学、普通语音学、东方语言学、西人之东方学、中国音乐考。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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